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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牵梦绕 最是萧张——纪念侯仁之先生105岁诞辰
文章来源:原创  作者:佚名  发布时间:【2016-12-7 10:49:44】  文章录入:  浏览: 4581 次

                                                      魂牵梦绕   最是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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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仁之先生是德州博文中学知名校友,1911年12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枣强县萧张镇。

  侯仁之先生的女儿侯馥兴老师所写的纪念文章《魂牵梦绕  最是萧张》,其中一部分详细记述了侯仁之、侯硕之兄弟二人当年在博文中学的学习生活。

  2016年12月6日,适逢侯仁之先生105周年诞辰。现转发这篇纪念文章,以此表达我们对侯老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缅怀之情。


文/侯馥兴


那是2006年的一个下午,夕阳透过窗子斜射进来,父亲在闭目养神。听到近旁的我说起了老家萧张,父亲竟然精神大振:家里的庭院,萧张的小学,那刻在校门墙上的“抡才学校”四个大字,环绕学校和教堂的一道宽阔的土围墙……九十年前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


萧张镇,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一座小村落,现属河北省衡水枣强县。村名初为粮广店,曾名集贤镇,后来人们为纪念西汉萧何、张良和张耳,改名为萧张,沿用至今。


19世纪下半叶,基督教传播逐渐深入内地。萧张镇成为英国伦敦会教派(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LMS)在河北设立的 传教中心之一。1876年英传教士建有基督教会教堂三间,1899年时被焚毁。1902年在西街口正南重建基督教堂一座(简称北会堂),在教堂左右两侧,创办了中等男、女校各一所。取名“抡才”,即选拔人才之意。


我的祖父侯天成(字佑忱)祖籍山东省恩县。他从河北通州潞河书院毕业后到萧张抡才学校教书,把妻子刘毓兰从恩县接来,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我的祖母因家境贫寒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但是她聪颖过人,跟随她的父亲学会了识字读书。


作为落户萧张的外乡人家,我的祖父母居住的庭院在镇的西北,靠近抡才学校又与医院相邻。1911年12月6日,当我的父亲侯仁之出生在这座庭院里的时候,刚好落在一个空档期——50天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刚被赶下宝座,25天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生为一个“隶属无主”的自由民。

当仁之出生时,他的母亲年近四十。久盼而得子自是喜悦,取乳名“光临”,也就是光明降临到这个家庭的意思。更可喜的是,两年多后,弟弟硕之出生,乳名“重临”,意即光明再次来临。兄弟二人自幼同生共长,手足情深。硕之聪慧早熟,如与仁之同年。童年和少年时代,母亲是他们最早的启蒙老师。在母亲的爱护和独出心裁的教育下,他们养成喜爱读书、爱惜书籍和勤俭劳动的习惯,度过了最难忘怀的童年时代。


那座庭院很大,院子里有两条砖砌的甬路,从大门分别通向住房的正门和旁门。从兄弟二人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教他们劳动,首要的事是清扫院子。她把院子里的两条甬路比作当时的津浦铁路和京汉铁路,二人各自扫一条,看谁扫得好。院子里凡是不妨碍经常活动的地方,都开辟出来种花种菜。在母亲的指导下,他们用买来烧柴的红荆条插起来夹成篱笆把菜畦围住,不让养的鸡进去。母亲不仅引导他们劳动,还教他们管理自己的生活,为他们准备了小铁盆和小搓板,让他们洗自己的小件衣衫,并教他们怎样搓洗才干净、怎样晾晒才平整。



1920年萧张镇故居庭院


春天一来,盛开的丁香有紫色的,有白色的,香溢庭院,沁人心脾。傍晚时候,兄弟二人负责擦亮煤油灯的玻璃灯罩(那时内地还没有电灯),母亲总是折一些丁香插满几个花瓶,摆在房间里。随着暮色渐浓,清凉下来的房间里也变得花香袭人了。到了秋天,丰收的西红柿更是惹人喜欢。兄弟二人又合力在庭院里栽了一株杏树。最有教育意义的是向母亲学养蚕。下午放学之后,二人总要拿起小筐子,跑到散布在田边地界的桑树上采桑叶。他们熟悉农田里桑树的分布情况,轮番摘采,这样一茬茬嫩叶又会很快地长出来。桑叶要用清水洗净晾干再去喂蚕。眼看着密密麻麻的小蚕长大起来,从浅边的小筐子换到大笸箩里去,还要放在清凉地方,一定要保持环境清洁,也不许把葱蒜的味带到那里去。在母亲的指导下,二人小心翼翼,尽心尽力地去爱护那两大笸箩的蚕,等到它们长大起来的时候“胃口”也就大起来,一层嫩绿的桑叶撒上去,就能听到一阵轻脆的咀嚼声,桑叶很快就吃光了。最后到了吐丝作茧的时候,把蚕放在平铺的纸张上,那些洁白无瑕的正在吐丝的蚕十分殷勤地上下摇动着自己的头,直到最后安静地停息下来变成了蛹。这样得到的不是蚕茧,而是一张张的丝棉,这就是放在铜墨盒里用来蕴含墨汁的最好材料了。


当然,兄弟二人儿时的活动范围远不限于这座庭院。附近有抡才学校的大足球场,球场的另一侧是一大片松林。我的父亲在八十岁时这么描写他最早接触到的户外“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留下了我多少美丽的回忆啊。在雨后新晴的球场上我奔跑欢跳,在松林深处的花丛里我捕捉蝴蝶和金甲虫。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我好象朦胧地感觉到我这个家乡就是世界中心了。……


直到有一天,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邻居有个比我大好几岁的伙伴把我带上了远在郊外的一座“沙山”。直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时我自己那种欢天喜地的激动心情。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大小沙丘,沿着一条古河床,连绵不断地崛起在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上,有些高大的杏树竟被埋在沙丘里,只剩下一些树尖尖了,可是青翠的叶子还依然挂满在树尖上,真是一种奇观。更加使我感到惊奇的是爬到“沙山”顶上回头一望,我家所在的那个人烟稠密的小镇,竟然消失在视野之外无影无踪了,我好像忽然意识到这个世界可真大呀。


……正是我儿时和沙丘的这点因缘,使我在成年之后的沙漠考察中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亲切感,我一直都是在炎热的夏季——也就是利用暑假,深入沙漠,不以为苦,反以为乐。为此,我终于开拓了沙漠历史地理这项科学研究的新领域,这又哪里是我儿时所能预料到的呢?(“我爱旅行”载《旅行家》1957年第2期)



仁之硕之的母亲在庭院中


抡才学校的学生来自附近的区县,从小学到初中一年级,七年制可以连读,初中那一部分又称育德中学。仁之、硕之初入小学时,母亲就教导兄弟二人要爱惜书籍,每一册课本都要包好书皮,不得在课本上乱涂乱写,要保持书的整洁。到了小学高年级时更是为他们准备了课外读物。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订购的读物主要是基督教在上海的出版机构“广学会”编辑出版的儿童刊《福幼报》和一些儿童故事书。母亲又很会讲故事,把《圣经》的一些故事通俗化地讲给他们听。仁之最感兴趣的是描写苏格兰医生、传教士、探险家戴维•利文斯敦(DavidLivingstone)因传教而深入非洲内地进行探险的书籍。仁之年长之后去英国留学,还曾经特意访问过利文斯敦的故居。侯仁之一生中对地理考察的热爱,应该说最初是来自母亲开阔了他的眼界以及培养出来他对课外阅读求知的浓厚兴趣。母亲还引导他们学习写作,因为当时他们的父亲转到萧张教会医院工作,时有外出。仁之就是从学着给在外的父亲写信开始,先是母亲念一句写一句,逐渐地也就学会了自己想、自己写了。正像儿童学步一样,渐渐学会了去抒写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发生在北平城里的青年学生们的爱国游行示威运动也影响到数百里外的萧张镇。仁之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为他换上一身白色衣服又帮他做了一面小纸旗,然后送他和小同学们拿着小纸旗一齐去参加示威游行——这就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父亲后来回忆到:“自然是到我长大之后,我才真正认识到这次运动的伟大意义。我真幸运,在我一生所身受的爱国教育中,能有这样一个不平凡的起点。”




虽然有父母的爱护,年幼的仁之却一直体弱多病,初中一时连续两年因病辍学。父母亲的好朋友、比邻医院的吴肇春大夫检查出他有心跳不正常的症状。1926年,在一位毕业于东吴大学体育系的远房堂兄的建议下,仁之转往堂兄任教的山东德州博文中学就学。在堂兄的指导下,他晚自习后独自一人在操场练习长跑,坚持了一段有计划的训练后,体质明显地增强了。也是在这时,仁之偶然读到冰心的文学创作集《超人》。这本书打开了他少年时代的心扉,其中一篇题为“离家的一年”,而这也正是仁之首次离开家乡萧张的一年,心中共鸣,更加引发了他热衷课外阅读和动笔写作的兴趣。


1927年硕之也入德州博文中学初中。暑假时两人同回萧张小住,有父有母,家庭团聚。那时硕之已看过《日知录》,对天文产生了兴趣。晚间在庭院里乘凉,父亲、母亲坐在椅子上,手摇羽扇,谈天说地闲话古今,兄弟两人抬一只床在院子里,躺在上面仰看天星,免得脖子发酸。


读初二时,仁之参加了爱国活动,演出的剧本选用了1925年5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侯曜的话剧《山河泪》,此剧描写的是爱国青年学生对侵略者的反抗。仁之首次登台,在剧中扮演一个女角。这次演出锻炼了他的语言能力,使得他到了初三时有勇气报名参加学校的讲演比赛,而且有幸名列第一。他写信告诉母亲,希望这能够给殷切期待他成长的母亲带来一点欣慰。母亲立即写了一封短信,叮咛他不可自满,还要努力上进。这是母亲写给他的唯一的一封信,可惜未能保存下来,母亲的话却永远留在他心中。


1929年夏,母亲病重危在旦夕。父亲把仁之、硕之从博文中学接回来。在医院里,母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拉着两人的手慢声说:“你们要期终考试了,早点回学校去吧,等放了暑假再来看我。”吴肇春大夫望着他们走出医院的背影叹了一口气说:“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再也看不到母亲了。”没有等到放暑假,母亲因心脏病去世,安葬在松林南部的那片公共墓地,碑石上刻“侯刘氏之墓”五字。


正是在母亲去世的那个暑假,为了寄托自己沉痛的哀思,仁之把母亲给他讲过的取自《圣经•旧约》的故事“基甸救国”改写成剧本。故事是说,当以色列在外敌入侵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民族英雄基甸说服众人克服悲观和失败的情绪,喊出了:“被俘虏的终于得释放!被压迫的终于得自由!”的口号,唤醒同胞和入侵者作殊死战斗。仁之正是借古代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基甸,抒发了面对当下时局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剧本后来发表在济南齐鲁大学《鲁铎》半年刊第一卷第二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居然也能用铅字排印出来的时候,仁之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母亲还健在,她该是多么高兴啊!



仁之对母亲的怀念始终深藏于心。那已经是80年后的2009年,一天下午我带着一付镜框到校医院住院部看望父亲。当我把包装纸层层揭开,露出镶嵌在镜框里我祖母大照片那一刻时,98岁的父亲全然不顾地大声喊道:“妈妈!”两手抱住镜框久久不放。他和他的母亲团聚了!他把这幅照片摆放在枕旁,一睁开眼睛就看得见。


1929年秋,仁之遵照父亲的意思转入济南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准备将来学医。因为齐鲁大学是中国最早的教会大学之一,而且医科的实力很强。可是因为学潮突起,齐鲁大学附属高中停办了,1930年春仁之又转回博文高中。时任校长王元信留美归来,创办了《博文季刊》,仁之被选为主编。他写了《从欧战后印度民族的自治运动说到独立运动》一文,发表在《博文季刊》二三期。因为几年来一直坚持长跑,显露出特长,仁之入选了山东体育代表队参加华北田径运动会。在决赛中虽然未能取得名次,但是长跑的习惯已经养成了。


然而严峻的升学问题却挡在面前——博文中学未在政府立案,毕业生不能直升大学。这时仁之、硕之的父亲安排他们同去报考天津著名的教会学校新学书院。这一所由英国人赫立德在1902年创办的标准英国式学校,英文程度极高。仁之因英文成绩不如硕之,未考取,于是在1931年秋转入河北通县潞河中学就读高三年级。仁之因此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文化古城北平,自此与北京城结下不解之缘。


入潞河仅十余天,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日深。仁之在10月25日写了《民族的反省》一文,提出自己的见解:要在日本的欺辱之下反省自己,要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一个非常困难而严重的问题刻在心上,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上建设起来,造成整个民族生活的中心,产生整个中心生活的信仰,巩固整个民族“生活”“作人”的力量。“这不仅是为了对付日本,更是为了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所负的社会的任命。”这篇文章刊登在潞河中学校刊《协和湖》第六期。




1932年仁之自潞河中学毕业。受到燕京大学顾颉刚教授的文章和硕之的影响,他决定放弃学医为个体治病的方向,改学历史为社会治病。初夏,他到燕京大学参加国文、英文特别考试,国文考试由冰心师主考。仁之顺利通过考试后获得四年奖学金(学费全免),入读历史学系,受教于洪业教授、顾颉刚教授。

硕之于1930年考取了天津新学中学,获免学费奖学金。硕之在新学中学的这一段经历使他与一位来自苏格兰的传教士埃立克•利德尔(MissionaryEric Henry Liddell)的生活轨迹有了交集。


1902年埃立克•利德尔出生于天津。1906年随父母来到萧张。父亲是传教士,他本人后来也成长为虔诚的教徒和传教士。后来他的运动天赋也日益显露,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运动员,1924年被选拔赴巴黎参加第8届奥运会。当利德尔得知百米预赛将安排在星期天举行(按基督教规定,星期天是敬拜上帝的安息日),他考虑再三,最后决定遵守教义,退出比赛。英国队四百米选手林赛勋爵主动把自己参加四百米赛的权利让给了利德尔,因为那场比赛不在安息日举行。利德尔在短短时间内改练四百米跑,并且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

意想不到的是,这位奥运冠军并没有继续他的运动生涯,而是回到了出生地天津,自1925年至1935年在天津新学中学任教,教授化学和体育。硕之1930年考取了新学中学,而入学面试的主持人正是埃立克•利德尔。更为称奇的是,我的母亲张玮瑛的家也在天津大沽路,与新学书院紧邻。我仍然清楚记得,5岁时随母亲回天津外婆家,家里楼梯拐角处有一扇半开的窄窗,我好奇地向外探望,看到对面耸立的楼房那青灰色墙壁竟然离得那么近,几乎触手可及。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些栋楼就是新学中学,是我从未谋面的叔叔侯硕之曾经求学的地方。

1982年获得第54届奥斯卡4项大奖的电影Chariotsof Fire(火的战车)的素材正是取自20年代两个青年短跑选手埃立克•利德尔和犹太人运动员哈罗德•亚伯拉罕的真实故事,讲述他们刻苦锻炼,终于在1924年巴黎第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夺得了冠军。当这部影片上映时,父亲恰好在美国讲学。在兴奋之中,他向陪同他观看这部电影的美国朋友讲述了影片之外同样真实的故事。


硕之就读新学中学高中获奖学金,连续三年获全班第一名奖,毕业时取得该校创办三十年来的最高成绩。学校的英籍校长提出保送他留英深造,专攻英国文学,却遭到了拒绝。硕之当时已经受着苏联“五年建设计划”的影响,憧憬着新中国的未来,准备献身水电建设,决心投考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33年侯硕之如愿考入清华大学,学电机工程。


1936年春仁之硕之在清华大学


仁之在燕京,硕之在清华。两校比邻,兄弟间交往频繁,相互切磋。硕之不仅有学工报国之志,而且热心科学普及读物的写作,还在高中时就利用业余时间练习翻译。硕之将学校当局颁发给他的奖品——英国天文学家琴斯(SirJames Hopwood Jeans)新出版的通俗天文著作 TheStars in Their Courses译成中文,书名《宇宙之大》。仁之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替硕之誊清,随后经顾颉刚师介绍,由开明书店列为《青年丛书》,于1935年在上海出版。当1950年这本书重版时,侯仁之写了“《宇宙之大》再版序——为纪念亡弟硕之作”。


仁之入燕大后第二个学期,一位在燕大附中兼课的同屋告假离校,请他临时代课。这使仁之想到在迈入中学的时候,母亲就流露出对他的期待:“等到有那么一天,我能坐在课堂里最后一排位子上来听你讲课,该是多么高兴啊!”可是还没有等到仁之能够满足母亲这最初的一点希望时,她就与世长辞了。当仁之站在燕大附中的讲台上,想像着母亲就坐在课堂最后一排,他感受到一种内在力量的驱使。他对教书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教学深受学生欢迎,他也从代课转聘为正式任课,教了四年多直到他念研究生。仁之和学生相处融洽,周末还带领学生郊游,相得其乐。与曹天钦、熊秉明更是亦生亦友,保持终生友谊。燕大附中为了表彰他的成绩,授予刻有“热心教育”四个字的一尊银盾。母亲的期待促使侯仁之走上终生执教的道路,从1933年到1993年,整整六十年。


大学二年级暑假中,仁之设计了一次独自的长途徒步旅行。他选择了东西横贯华北大平原腹地的一条路线,约长三百公里,终点是萧张。在多年后的1986年,他在写给少时同伴耿献廷的信中这样写道:


“1934年暑假,我只身徒步旅行,自西向东横越河北省中部大平原,中途经冀州城。在大雨后泅水过冀州城东大洼,又东行三十里到了萧张。傍晚从北会堂借了一把铁锨,到女医院后面那处松林的墓地,在先慈的坟上培了几锨土,洒泪而去。第二天一早,重上征途。”


在这之后,再次回萧张是三年之后。



1937年6月仁之硕之在母亲墓前


1937年6月26日,仁之和硕之一起自天津西站乘火车回萧张。久别的故居,房舍依旧,花圃菜畦却不见了,只有那棵杏树独立庭院,显得又高又大。兄弟两人徘徊在树荫下,默默怀念早已去世的妈妈。在母亲墓前,仁之硕之留下了最后一张合影。


母亲去世后父亲易地,迁至故城。仁之和硕之到故城去看望了父亲。


7月初,在德州火车站,仁之送硕之登车去上海闸北水电站完成毕业实习。随后返回北平。孰料此一分别竟为永诀。



仅仅几天后,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父亲侯仁之和他亲人的命运。


侯硕之自上海去长沙,转往昆明西南联大。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在昆明耀龙电力公司工作,之后到四川,在重庆大学任助教一年。1942年秋,硕之只身辗转北上入陕西,在投宿凤翔师范的夜间遇害。为硕之挑书担的挑夫逃回报信,详情不明。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立即被日寇封闭,师生多人被捕。侯仁之因参与送学生到大后方(送学生去解放区行事机密,没有暴露),12月28日在天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押解到北平,与燕京大学其他被捕师生关押在位于沙滩红楼的日本宪兵队总部。1942年2月10日,燕京大学被捕教师11人被转押至东直门内炮局三条日本陆军监狱候审,侯仁之是他们中最年轻的。6月18日侯仁之以罪名“以心传心,抗日反日”被日本军事法庭会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保开释,没有迁居旅行自由。


就在出狱后不久,11月20日硕之在陕西凤翔遇害的噩耗传来,仁之悲痛欲绝,不能自已:



可是万也没有预料到,抗日战争期间我在沦陷区脱出了敌人的虎口,而我的弟弟却在追求光明进步的道路上惨遭杀害。噩耗传来,我多次在睡梦中惊醒,好像看到了他被鞭笞致死的惨状。我受益很大的洪业师开导我说:“弟弟献身于祖国水电事业的志愿你无法继承,可是为什么不把他决心以业余时间为青少年写作科 普读物的志愿继承下来呢?”老师的启发,又一次把我从悲伤痛苦的磨难中解放出来。从此,我弟弟少年时代的一个志愿,又开始在我的生活里扎下了根。(“儿时的回忆”《中国名人谈少儿时代——风雨年代》)


1943年华北旱情日益加重,麦季绝收,秋收无几。大饥荒中我的祖父侯天成饿死于故乡,至死不知幼子硕之惨遭杀害。侯仁之因被判刑,服刑期间无行动自由,不能奔丧。


在那几年中发生在故乡萧张的事件还有:


1939年日军到了枣强


1942年驻萧张的日军占领教堂


1944年萧张教堂被日军破坏


1935年埃立克•利德尔从天津新学中学回到萧张。作为传教士,他忠于自己的信仰,帮助过许多贫苦百姓。1942年春,利德尔和萧张教会医院的同仁将医院的大批医疗器械和药品转移给八路军,因此误了运送侨民回国的船期。1943年埃里克被日寇作为战俘抓获,关押在山东潍坊集中营,1945年2月病逝于集中营,年仅43岁。埃立克•利德尔后来被安葬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烈士陵园,那里还长眠着白求恩、柯棣华等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举国欢腾。

侯仁之立即返回北平燕京大学,为复校委员会五成员之一,筹备燕京大学重新开学。


1946年8月负笈英伦,在利物浦大学(Liverpool University)地理学院学习。


1949年夏初,论文《北平历史地理》(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通过答辩,获博士学位后兼程回国。9月26日船到新河(即现在的塘沽),27日回到北京。10月1日,侯仁之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少年的侯仁之走出了萧张。


带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家训,带着抡才学校的训勉,带着对行走大地的热望,带着和索泸河边沙丘结下的因缘,带着养成的长跑爱好,带着对课外阅读的兴趣,甚至带着自幼养成的包书皮的习惯——这几年,当我遵照父亲的嘱咐将他的全部存书捐赠北京大学图书馆时,我不得不逐册细心查看,将那些当年包得妥妥帖帖的书皮轻轻取下来,露出原来的封面。


母亲的期待使侯仁之选择了终生执教;自幼基督教文化的熏陶,“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践行,为侯仁之的人格特征打了一层底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崇尚科学真理追求自由民主,成为侯仁之一生的指南。


带着故乡萧张植入的基因,带着母亲坟上的一捧黄土,带着化成了西北天空上一颗流星的硕之,带着对人类文明的大爱,带着服务社会的精神,侯仁之在激烈动荡的一个世纪中,修炼着他的学识、气节、理念、眼界和情怀。


侯仁之走出了萧张,走上了一条学者的道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父亲侯仁之再没有回过萧张,却也从来没有远离过萧张:



儿时的回忆,好像是片片浮云飘荡在脑际,总也抓不牢,却又抹不掉。最值得回味的,是在自己心灵深处曾经激荡起一些浪花的细小事件,这些细小事件的来龙去脉,正像是已经沉入大海深处的东西,再也捞不回来了,只有那些感情上的浪花尽管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霜,不仅没有凋谢,反而更加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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